说起敦煌，很多人都会想到石窟里的壁画，但要论对敦煌的了解，则不如人们都对《西游记》里的情节那般耳熟能详。

不久前，网上一个叫做“敦煌扫地僧”的称号引人注目，颇有些十年如一日的意味，而被冠以该称号的人，便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邢耀龙。“世人只闻敦煌之名，却不识敦煌的千姿百态”，这是他久居敦煌工作、生活最大的感受。

早年间，邢耀龙在一列武汉到福建的火车上，遇到过一对农民工夫妇，攀谈之际得知，竟然有人从没听说过敦煌。那一刻他才开始意识到，是该为普及敦煌文化做些什么。

(资料图)

2022年12月，邢耀龙以作者的身份出版了《敦煌大历史》，他不仅普及敦煌的历史文化，也讲述了敦煌守护者的心声。用他的话说就是：“敦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边境小城，像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纺轮，但大历史的很多线索却都在这里丝丝入扣。”

的确如此，敦煌在古代作为与河西四郡密切相关的地区，西通新疆，南抵青、藏、云、贵、川，北达内蒙古边境，将无数条文化和经济交融的大动脉串联在一起，汇聚着中国不同时代的缩影。

邢耀龙作为一个成长在此的敦煌人，从为寻找一幅《玄奘取经图》背后的秘密伊始，从文物局到研究院，从瓜州县到榆林窟，“脚踩着石窟，头枕着壁画”，仿佛与敦煌融为了一体，敦煌的历史也反过来在他身上得到了延续。

对于邢耀龙来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成为新一代的“守窟人”，原因无他，除了敦煌对他发出的感召以外，还有一个历史学者对待真相的执念。

当然，“扫地僧”的称号也没被白叫，据邢耀龙说，在众多“守窟”的工作当中，“扫树叶”绝对是顶重要的事。

榆林窟像一本画册，

记录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侧影

2016年8月，邢耀龙作为历史专业的高材生，回到了老家的酒泉市瓜州县文物局工作，然而除了每天立碑造册、埋头在电脑前和稿件里，似乎并没有像他想要的那样，真正和文物打上交道。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他接到了修建一座“玄奘取经博物馆”的任务。

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取经人，唐代之后就成为了佛教符号化的人物，但是随着佛教传播的时间越来越久，各地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在众多的版本中，最终演化成各大藏经阁对玄奘取回的“真经”的争抢。只是玄奘回来的路上途经多处，“真经”究竟遗落何处，还未有真相。

毫无例外，小时候就对《西游记》非常好奇的邢耀龙，自然也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玄奘的行迹产生了兴趣。而据他所知，《玄奘取经图》就绘制在敦煌的榆林窟中，比《西游记》写出来还要早300年。如此，玄奘似乎便成了他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引路人。2017年，邢耀龙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研究院管辖内的榆林窟。

据邢耀龙介绍，实际上榆林窟的始建年代并无文字可考，但从洞窟形式和有关题记推断，或建于北魏时期。而从壁画风格和游人题记结衔来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并进行过大规模的兴建。

2019 年 9 月12 日，甘肃酒泉，敦煌榆林窟。（图 / 王景春）

能够有机会在榆林窟近距离地接触敦煌壁画，是邢耀龙不曾想过的，对他来说，这些年最庞杂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榆林窟墙壁上的所有汉字全部抄下来。由于学术界第一次开展这项工作，邢耀龙也就成了世上唯一清楚榆林窟壁画上究竟有多少字的人。

曾经，写下这些字的古人在墙上镌刻了时间的痕迹，榆林窟像一本画册，记录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侧影，然而在榆林窟的第38窟中，一篇写于1938年的题记，却是最让邢耀龙印象深刻的。

“从时间上看，题记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是整个敦煌石窟中唯一的抗日题记，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中国人对战争、民族、国家的理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邢耀龙说。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战争的炮火并没有烧到甘肃，甚至没有掠过西安，关于生活在祖国甘肃最西端边陲之地的人们如何看待战争，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敦煌足够遥远，敦煌人也足够普通，然而正是这四万万同胞中最普通的一名瓜州农民，写下了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以及与时代的共情。

2022 年 9 月 2 日，北京。由敦煌研究院、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开展。（图 /IC）

种菜，扫地，讲解员

冬天的榆林窟宛若冰箱，早晨东崖下的一声鸡鸣，惊碎了邢耀龙梦中的铁马冰河。他下床看一眼煤炉中半夜早已烧完的煤灰，提前打好的水面上泛出薄薄的冰丝，洗漱完毕后，他把洗脸水往房屋前的树根下一泼，便开始了“守窟人”的一天。

在距离瓜州县23公里外的无人区，平日里为了防止断粮，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自己开垦出了菜地，以备不时之需。大家同吃同住，是“守窟人”最习以为常的生活。

刚到榆林窟的时候，由于人手不足，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于是邢耀龙便担起了讲解员的工作。洞窟中并没有传说中的冬暖夏凉，其实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有山洞中特有的寒意。“

走完5个开放的石窟大概就是50分钟，但是游客都是三三两两地来，所以有的时候每天都要来回进出好几趟，非常辛苦。”邢耀龙说。不过比起在文物局造册子，他更愿意跟壁画待在一起。对他来说，讲解工作其实非常奇妙，当他与游客同时站在壁画前时，一个讲，一个听，仿佛忘记了洞中的寒意，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墙壁上绚丽的丹青散发着历史的光。

在榆林窟需要做的各种工作中，守窟也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最实际和关键的事情。比如每到汛期，大家就要开始往河边扛沙袋，以防止榆林河的水翻过河堤进入榆林窟。冬天，为了防止雪水融化渗入砂岩、渗到石窟中的壁画上，每次刚下完雪，所有人都要拿上扫帚扫个三四天。

更加要命的是，文物最怕火灾，榆林窟的地面上要求“一叶不剩”，于是这就成了一项常年都要做的工作，尤其是秋天落叶干燥的季节，用邢耀龙的话来形容，“扫帚好像长在了手上”。就这样天天扫、年年扫，他与榆林窟一起，共同走出了一条接近历史的道路。

邢耀龙告诉记者，“守窟人”的概念是最近才有人提出来的，但实际上，自从石窟开凿之初，“守窟人”就已经存在了。在古代，石窟其实都叫“石窟寺”，是僧人进行禅修的地方，他们也对石窟进行日常管理和打扫。

今天的“扫地僧”与古代的“守窟人”，做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在这1600多年的敦煌石窟历史中，他们不断地接续。

今天的“扫地僧”与 古代的“守窟人”，做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 ——对石窟进行日常管理和打扫。（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我在敦煌研究历史，

我也成了敦煌的历史”

邢耀龙在《敦煌大历史》中，分析并阐述了最早的敦煌石窟。实际上，在历史记载的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开凿敦煌石窟之前，昙猷便已于公元353年开凿了第一个禅窟。也就是说，在我们都熟悉的永和九年，王羲之在雅集写下《兰亭集序》的同时，北方十六国诞生了第一个佛教石窟。就在这癸丑之年，东晋儒学与佛家思想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

就这样，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尽头的敦煌，成为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在邢耀龙看来，如果把祖国的山河看作一个三室两厅的家，那么河西走廊就是连通所有房间的必经之路，而敦煌735个石窟中的壁画，就像挂在走廊尽头的全家福，历史上那些曾经璀璨的篇章，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它们的光亮。

如今，敦煌石窟中的历史仍需要有人去转述，敦煌的历史也在缓缓向前。在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中，邢耀龙正着手整理敦煌石窟的内容总录，相当于建立一部工具书，而这部工具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窟内所有壁画中的历史信息都提取出来，做成数据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邢耀龙除了在食堂和宿舍吃饭、睡觉，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洞窟中。

不过，据邢耀龙的形容，每到傍晚游客都散去的片刻，是他最喜欢的时候，榆林窟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饭后，他可以独自在石窟上方的戈壁滩上走一走，观察一下地形，夏季就会去河边捡捡石头、听听水声。那样的时刻，仿佛一个人拥有了这片广袤而又无远弗届的天地。也正是那样的时刻，他把自己停下来，感受日月山河，感受人情冷暖，感受自己与敦煌的关系。

“历史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历史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人。”在邢耀龙看来，人类之所以会进步，在于古往今来所有知识与信息的层累，如果人都是历史观念的产物，那么在他自己的血液里，同样也流淌着敦煌的基因。

“我生活在敦煌，在这里种菜、扫雪、扫树叶，人最熟悉的是自己，但最不在意的也是自己，我沉浸其中，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每一天。我在敦煌研究敦煌的历史，我也成为了敦煌的历史。”邢耀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