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确为市场注入了丰沛的流动性，满足了企业资金周转与资本流动的需求，但负利率等于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增量信贷，同时YCC还可确保企业在资本市场非常廉价和毫无障碍地“圈钱”，这样企业不需要在管理经营以及产品升级迭代与质量提升等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十分惬意地生存下去。

在去年已经倒闭了6880家企业的基础上，今年以来日本企业的破产程度还在快速发酵。据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发布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的破产倒闭数量达到了4042家，同比提升32%，而且还是3年来同期首次超过4000家。如此众多的企业破产肯定与企业经营不善等内部问题直接相关，但更多的恐怕是政策运行环境、行业发展环境以及外部竞争环境的集合变化与综合压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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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压力环境之一。持续两年的日本国内物价上涨进入今年以来，虽逐月回落，但核心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却至今年5月出现了连续第21个月增长，且创出40年来新高。对于本轮物价上涨的归因分析，日本央行给出的结论是因外部变量与日元贬值所引起，即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以及粮食资源价格出现大幅攀升，另一方面美联储连续强力加息在带动美元升值的同时压制日元，两方面力量的联袂共振导致日本进口商品的价格加速上行，最后传导到国内CPI之上。

根据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署披露的数据，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仅为13.4%，原油、天然气的自给率更是低至0.3%和3.2%，同时农产品自给率不足40%，能源与粮食如此之高的对外依存度不能不令日本在本轮全球大宗商品大涨面前承受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强势美元对日元形成覆压，高昂的进口能源价格消耗了日本大量的贸易顺差，反过来使得本已疲弱不堪的日元进一步失去实体经济的支撑，而不断贬值的日元又会进一步抬高进口产品的价格，也正是如此，建筑业与服务业成为了日本倒闭最为严重的两大行业，合计倒闭数量达到893件，同比分别增长37%和25%，倒闭企业占到全部破产企业数量的41.5%。

工资成本是压力环境之二。鉴于持续的通缩压力以及现实通胀主要由外部因素而不是因内需消费所致，岸田文雄内阁提出的“新资本主义”主张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以拉动消费，并明确表示将敦促企业提高工资，而且加薪幅度需超过通胀率；对此，日本央行提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和3%的名义工资上涨目标，即将实质工资1%上涨作为理想状态。数据显示，继2022年财年创出2.27%这一31年来的最大薪资涨幅之后，今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工资将续升3.69%。

除来自政府的政策规制与引导压力外，日本企业涨薪的更大推力则来源于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承继多年来劳动者数量的下降趋势，去年日本劳动力人口6902万人，同比减少5万人，而且目前日本就业市场中卖方市场完全占主导，空缺职位与求职者的比率为1.32。因此，虽然今年日本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7.3%，但同时工资要价也高出了不少。据《日本经济新闻》对招聘计划的调查，今年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同比增长了2.2%，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涨幅。而从目前看，已经加薪的企业都是三井住友银行、三菱商事等大型企业，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则完全跟不上涨薪节奏，但如果薪资上涨幅过小，不仅招不到所需的员工，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压力，无奈之下，许多中小企业只能硬着头皮加薪，劳动力成本因此显著增加，像餐饮业于是成为了倒闭破产的“重灾区”，全行业上半年倒闭企业数量同比增加79%，为424件，创历史新高。

债务清偿是压力环境之三。按照日本官方的标准，上半年破产的企业负债额均超过了1000万日元，参考去年全年的数据，4042家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至少达到了1.37万亿日元。资不抵债申请破产虽属于正常现象，只是破产企业阵营中基本上是日本中小企业，这类企业熬过了新冠疫情的艰难时期，但如今却倒在了难以偿付的债务面前。

为帮助企业度过新冠非常时期，日本政府期间开发出了面向企业提供无息无担保的“零零贷”，最终成交贷款额度超过42万亿日元。新的融资工具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难题，同时大大减少了企业破产的发生，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风险却明显增加。从2022年开始，日本企业进入本金归还期，特别是今年4月后还贷企业数量剧增，理论上说，企业获得了贷款资助也就有了喘息甚至提振的机会，但偏偏不期而遇的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无情侵蚀着企业的赢利，不少企业的资金链因此断裂，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也愈演愈烈。按照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数据，今年上半年约八成的日本企业面临还款困难的问题，同时约有一成的企业根本没有归还的能力。难以承重之下，企业只能选择破产清算。

市场竞争是压力环境之四。无论是汽车还是家用电器或是半导体设备，日本企业的产品曾在国际市场上展示出了较强大的竞争力，可近年来在与欧美产品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产品的角逐中却失去了不少光泽，除了国际半导体市场日本的占有份额从高峰时期的50%收缩至目前不到10%之外，日本家电产品在亚洲市场更是完全丢失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作为日本经济最重要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在强手面前更是显露疲态，从而构成了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式微的一个典型缩影。

以市值计，20年前在全球12大汽车公司榜单上，有6家日本企业上榜，且前4名中日本企业占了3家，同时丰田汽车高居榜首，但如今，同样全球市值最大的12家汽车公司中，只有丰田和本田两家日本企业，且丰田早已丧失自己的王者地位。再看对外销量，去年日本汽车还坐在全球出口第一的位置，但今年第一季度就被中国出口企业取而代之，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出口汽车234万辆,同比大增77.1%，同期韩国汽车出口额飙升近50%，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日本出口汽车192万辆，同比仅增13.6%。

按照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产业关联分析报告，汽车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波及指数约为2.7，意即每单位的汽车制造业需求能够带来整体经济2.7个单位的附加需求，因此，汽车行业成为了对日本经济影响最大、波及效果最广的产业。当这一最强产业阵容受到竞争抑制与冲击时，相应的收缩风险就会传递到系列配套企业身上，并引起不少企业的财务困难与惨淡出局，且同样的结果也会在半导体、家电等其他产业链上呈现出来。

政策负反馈是压力环境之五。为抵抗通缩与提振经济，日本央行不仅推出了负利率，而且采取了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公司债以及股票市场ETF和房地产基金的QE（量化宽松）与QQE（量化质化宽松），同时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在压低国债利率的基础上，YCC的目的就是以长期国债收益率拉低短期利率，同时带动企业债等各种商业债券利率的走低。负利率与YCC确保了企业实现低成本融资，而QE与QQE则敞开收购口袋，使作为债券发行方的企业实现顺畅融资。

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确为市场注入了丰沛的流动性，满足了企业资金周转与资本流动的需求，但负利率等于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增量信贷，同时YCC还可确保企业在资本市场非常廉价和毫无障碍地“圈钱”，这样企业不需要在管理经营以及产品升级迭代与质量提升等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十分惬意地生存下去，可久而久之，企业失去创新欲望与内生动能，各行业商业主体鱼目混杂，该破产的企业不愿破产，“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市场优胜劣汰功能受到抑制，资源发生错配，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步伐由此放慢，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下降，特别是在输入性通胀对企业利润构成残酷挤压以及全球企业竞争格局重新洗牌的全新背景下，许多日本企业习惯性的“躺赢”方式难以为继，最终企业破产便以密集方式爆发出来。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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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